
前线还在打仗,后方却已经因为“谁能留在这片土地上”吵翻了天。五月二十三号那天,基辅独立广场聚起了一群人,他们不是来支援前线的,也不是来悼念阵亡将士的,而是冲着自家政府的一纸用工方案来的。
问题不在于工资高低,也不在于谁来出钱,而在于政府打算把谁请进国门——印度人、孟加拉人、巴基斯坦人,这些原本和这场战争八竿子打不着的面孔,眼下成了乌克兰极右翼眼中比俄军还棘手的麻烦。
这事的来龙去脉得从乌克兰眼下的人力账本说起。打了四年多的仗,能扛枪的男人不是埋在了顿巴斯的黑土里,就是拖家带口去了波兰、德国、捷克。留在国内的,多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还没成年的孩子。
工地上招不到瓦工,物流公司找不到司机,连秋收时节下地的人手都凑不齐。乌克兰人力资源行业里的人算过一笔账,缺口大约是四百五十万。这是个什么概念,相当于战前乌克兰一整个工业大省的劳动人口被一笔抹掉。
基辅政府不是没看到这个窟窿。乌方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布达诺夫在四月份开过一场专门的会议,议题就是怎么把外籍劳工的入境流程砍简单。备选名单上除了印度和孟加拉,还有巴基斯坦、哥伦比亚、埃塞俄比亚这些劳动力输出大国。
议会那边动作更早,去年七月就把一份简化外籍劳工手续的法案挂上了登记册,企业界举双手赞成,可法案躺在那儿快一年了,议员们谁都不愿意第一个伸手按表决键。
为什么不敢按,二十三号那天广场上的场景就是答案。几千号人聚在那儿,举着的标语写得很直白,喊的口号也不绕弯,矛头清一色对准了南亚面孔。组织者里有“右区”,还有几个早年从亚速营外围裂变出来的极端社团。
这些人过去十年里把火力都集中在亲俄势力身上,西方媒体也乐得把他们包装成“自由的守护者”。可现在战争打到第四年,他们突然发现真正动他们奶酪的不是莫斯科,而是从孟买、达卡飞来的求职者。于是枪口一调,对准了基辅的总统办公厅和议会大楼。
广场之外,基辅一些小餐馆、洗衣店、建筑工地已经开始零星出现摩擦。雇主们抱怨外籍员工没法安心上班,门口被人泼漆、贴威胁纸条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乌克兰招聘行业的从业者也在公开场合诉苦,说在乌克兰雇一个外国人的手续比在波兰复杂三倍,费用贵四倍,本来就是亏本买卖,现在还得搭上员工的人身安全,这门生意根本没法持续。但即便如此,目前乌克兰境内仍然有大约三十万来自亚非地区的外籍劳工在岗,集中在建筑、物流、清洁这些本地人不愿意干的行当。
更早一些时候,西部城市伊万诺-弗兰科夫斯克已经发生过印度移民和当地罗姆人之间的群体性斗殴,规模不小,警方一度出动了防暴力量才把场面压下去。那次冲突在乌克兰社交媒体上发酵了好几天,也成了这次基辅游行的现实注脚。
普通老百姓看着街头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,心里那种不踏实感一点点累积,再加上极右翼组织有意识地放大渲染,这股情绪就被点着了。
乌克兰极右翼势力的根基比外界想象得要深。光是和亚速营性质相近、手里掌握武装力量的核心组织,统计下来就有三十多个,再加上散落在各地的青年联合会、街头社团、退伍军人协会,构成了一张横跨城乡的网络。
亚速营自己办的少年军事夏令营,招收的最小学员只有七岁,课程里掺杂了大量种族主义内容。这些孩子长大后顺理成章地进入这套系统,成为下一代街头力量的补给。
战时政府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两难。引进移民,前线后方的工厂农场才能转动;不引进,整个国家的经济就要继续放血。可一旦真的把法案推过议会,街头这些武装化、组织化的极端团体就有可能从“盟友”变成“反对派”,甚至酿成更难收拾的内部冲突。
基辅当局这段时间在公开场合对游行的回应一直含糊其辞,警察现场处置的力度也明显克制,这种态度本身就说明了政府的顾虑所在。
那边其实一直盯着乌克兰国内极右翼的动向。布鲁塞尔在审议乌克兰入盟进程的时候,反复提到的一个评估指标就是“反极端主义和反歧视的法律执行情况”。基辅街头公开比划纳粹礼、喊种族主义口号的画面被欧洲媒体拍下来传回去,对乌克兰争取后续援助和入盟谈判都不是好消息。
回头看这场游行的本质,它不是一次孤立的反移民抗议,而是战争长期化之后,乌克兰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。
战死、流亡、贫困、通胀、对前线的疲惫感、对未来的不确定,这些情绪在普通民众心里堆积,被极右翼组织敏锐地捕捉到,转化成一场对外籍劳工的怒火。表面上骂的是移民,深层骂的是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给每个人带来的失控感。
乌克兰眼下这个困境,本质上是一道无解的算术题。四百五十万的劳动力缺口,靠本国人口结构根本填不平,唯一的出路就是开门引进外劳,这是任何一个理性政府都会做的选择。
信源:俄新社(РИА Новости)、《观点报》(ВЗГЛЯД.РУ):5 月 23 日基辅独立广场有数十名年轻人集会,举民族主义标语,喊 “乌克兰属于乌克兰人”“滚出乌克兰,丑陋的移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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